屠呦呦研发青蒿素治疟获诺贝尔奖的省思
【】2016-07-07 点击次数 次
靳士英：本刊执行编委
屠呦呦研发青蒿素治疟获诺贝尔奖的省思
靳士英
REFLECTION ON TU YOYO′ BEING AWARDED WTIH THE NOBEL PRIZ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RTEMISININ FOR MALARIA TREATMENT”
JIN Shiying
【摘 要】 我国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获诺贝尔医学奖，各国专家反映不一。西方学者肯定其首创、灵感来自中医与亚非高疟区的应用效果；国内专家认为，是对中医学的肯定。建议冷静省思，继续发扬科学家之献身、协作、国际主义精神；并提出留住根、洁环境、勇创新、防复燃等观点，以求抗疟事业与时俱进贡献全人类。
【关键词】 屠呦呦,青蒿素,诺贝尔医学奖
doi:10.3969/j.issn.1671-332X.2015.11.002
欣闻中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教授研发治疟良药青蒿素获国际上最高奖项诺贝尔医学奖，不胜雀跃。深感这一姗姗来迟的奖项，和她2011年获美国拉斯克医学奖一样，对我们有许多启迪。
1 国内外专家的评论
1.1 诺贝尔奖委员会授奖的理由
诺贝尔奖委员会一位成员说：“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并不是授予传统医学，而是授予从中获得灵感的人士。”他们的主席朱莉·谢特拉认为，传统医学能够在研制新药方面给科学家带来灵感。另一成员扬·安德松认为，获奖者获奖的原因是“确认了传统药物中的特定化学化合物——这是独一无二的”。还说，“屠呦呦获奖是在中国大量投资于科学，并完全改变了他们科研方式之后。”
诺贝尔奖委员会另一委员汉斯·福斯贝里说，屠呦呦的发明“显著降低了过去十年中（疟疾）的致死率，他由于这种医学中研究范式的转移，对整个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使孩子们能够上学，使成人能够工作，这些治疗手段帮助他们避免贫穷，并对社会作出贡献。”
1.2 外国专家的见解
利物浦热带病医学院副院长斯蒂芬·沃德说：“在青蒿素和综合疗法出现之前，我们面临的绝对是一场灾难，我们当时用来对付疟疾的仅有药物，迅速败下阵来”，从而认为获得诺贝尔奖是“实至名归”。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寄生虫学高级讲师林萨瑟兰说：“有了青蒿素对付疟疾意义重大……整个世界用青蒿素改变了对疟疾的政策。”
外国网站的报导也颇具意义。日本外交学者网站10月6日报道：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被用来治疗疟疾。在全球疟疾的综合治疗中，青蒿素至少降低了20%死亡率及30%的儿童死亡率，仅就非洲而言，每年就能拯救十万人的生命。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10月5日报道：中国培养了大量科学家，但是此前从未有过在中国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直到今天，屠呦呦是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她在运用中国传统医学发明抗疟疾药物方面的贡献得到认可。她的研究工作是在中国进行的，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的确，获得诺贝尔奖一事不仅对屠呦呦个人，也是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夙愿得偿的时刻。应该祝贺屠呦呦，祝贺从她的发现和成就中获益的所有人。希望中国能够向着继续改善的方向前进，允许更多的人做有益于世界的工作。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0月5日报导：现年85岁的屠呦呦，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多年以来，她的研究方向是以中药化学为主，结合药理、制剂、临床等，在继承传统中医药的精华，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发掘中药的活性成分，特别是在疟疾及免疫疾病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研制开发新药。从1969年开始接受抗疟药的研究任务。屠呦呦领导的课题组从系统收集整理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在收集2 000余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药物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对其中200多种中药开展实验研究，经历了380多次失败，1971年发现青蒿素乙醚提取物的中性部分，后来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命名为“青蒿素”。
1.3 国内专家的看法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卫学院钮文异教授认为，“她获奖的最大意义在于让我们认识到，只要坚持自己的科研信念，认真作自己的事情，不要去关注世间的纷杂和名利的得失，我们也能取得令人自豪的成果。同事李连达院士夸赞她对研究工作的执着，生活上特别粗线条，“不善交际”，“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人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意见马上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
一些管理专家从屠呦呦获奖引伸到对国家中医药政策的关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长陈其广和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等学者建议：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应该被视为一项重要国策。应该立法对中医药学的管理，并在资格准入和新药审批等方面，给予更加宽松的政策。应该对中药处方等知识权保护，以使中医药学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并从容应对外国制药企业使用中药进行研究。希望中小学设置中医药科普课程。
媒体报导也引起我们的深思。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0月8日报道：屠呦呦获诺奖给中医药学打了一针“强心剂”。屠呦呦获奖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公元前4世纪（曾提及青蒿的）药学家葛洪的隐居地在广东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这里，在屠呦呦获奖后也成为热门景区。当地官员称，他们将恢复宋代的药材市场（实际上，葛洪时代博罗已有药市），“以促进灿烂的传统中药文化”。据中国官方统计，截止2013年中国内地共有4万多家中医类卫生机构，约占所有医药机构的4%，2014年中医药机构获得的财政拨款占政府卫生支出的261%，而提供的服务占总医疗服务的15%。香港《星岛日报》10月6日文章说“国家继续坚持科研经费的投入，并清理学术腐败，创造更佳的学术环境，相信将有更多的科学家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几年前就认为，“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出现可获得诺奖的科学家，我想应该是二十年之内的事”。他还相当乐观地说，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获奖者还不止一个，该报还说：1995年国家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对科研经费投入迅猛增加，但客观而言，中国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科研成果仍然不算多，这与学术界腐败不无关系，科学界内部存在一些“潜规则”，利用各种弄虚作假的手段，最终中饱私囊，贪污科研经费，甚至尊贵的院士也卷入腐败案。在科学的道路上，除了个人天赋，还离不开默默耕耘，以及把冷板凳坐穿的精神。随着十八大反腐风暴席卷到学术领域，相信会有一个更佳的科研环境，为科学家攀登诺贝尔奖提供条件。
《羊城晚报》报导说：“屠呦呦创下了六大纪录：中国大陆第一个获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女科学家，土生土长未出国门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未获院士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科学家，中医科学家。”它们还采访了广药集团，他们表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国粹，经过几千年发展和世代传承及验证，形成了完整体系和治疗方法，在中医药的国际化道路上，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然而，目前中医药却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广药集团相关人士表示：希望这次屠呦呦获奖能引起各级政府对中医药的高度重视。据悉，现在已有很多外资企药业，十分看重中药，并已经开展研发，在中药领域寻找下一个“青蒿素”。
纵观上面纷纭的意见，可以看出，诺委会及一些国外专家肯定的是：一为，屠呦呦研发的抗疟药青蒿素是前所未有的新发明；二为，她第一个提得了青蒿素结晶，结合药化、药理、制剂、临床、通过动物与人身实验，确认了疗效、死亡率；三为，在非洲等高疟区应用，减少了患病率，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患者，特别是儿童，从而使他们能上学、工作，改变贫穷的面貌；四为，认为中国特有的由国家组织的大协作的科研方式，但他们公然申明肯定的是中医古籍给屠呦呦带来灵感，并不是授予传统医学。至于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所言“允许更多的人做有益于世界的工作”，则是一句贬低中国抬高自己的废话。
中国的医药学家、管理学家看到的远不止这些，他们认为，屠呦呦获奖是对中国医药学的肯定，强调要努力发掘祖国医学宝库创造下一个“青蒿素”，创造更多的足以获诺贝尔奖的新药，并对国家保护发展中医药政策与措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
2 屠呦呦得诺奖后科学家应更加努力
屠呦呦获诺奖后，国人额首称庆，奔走相告，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媒体报道纷至沓来，中药药业股票上涨，经营者增多，连清华大学的世界排名上升都与其联系起来。在一片欢庆声中，我们科技界不能不冷静审视自身的长短、经验教训，认真探索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道路。
李克强总理在给屠呦呦的贺信中说：“长期以来，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包括医学研究人员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攀高峰，取得许多高水平的成果，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体现，充分展现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希望广大科研人员，认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瞄准科技前沿，奋力攻克难题，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李克强总理的贺信，高瞻远瞩，不仅肯定了屠呦呦的发明和中医药对人类健康所作的巨大贡献，而且号召全国人民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成为创新国家作贡献。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认为，我国医药科技工作者应当坚定不移地做好如下几点：
2.1 发扬科学家高尚的献身精神
诺奖得主屠呦呦对事业的执着与献身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她参加“523”项目是在1969年，正值文革动乱时期，时值越南战争正烈，越方因疟疾肆虐，非战斗减员严重，影响战斗力直至战争胜负，求助于我方，经毛主席与周总理拍板，作为一项紧急任务，于1967年5月23日立项研究新型抗疟药，简称“523”项目，由国家有关部委、军队总部成立“523”领导小组，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同时，筹组办事机构“523”办公室具体组织协同，进行军民大协作，展开了规模宏大的科研。彼时选择的方向是从中草药中寻找新型抗疟药。
屠呦呦为中国中医研究院药物所的药学家，年富力强，1969年她率领她的团队，从整理历代医籍入手，并走访老中医与民间经验，整理出640余种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验方集》，先用水煎，95%乙醇提取青蒿有效成分，均未成功。后来，她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疟病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得到启发，疑高温可能破坏有效成分，改用低沸点的乙醚提取。前后经190次失败，1971年10月，终于得到青蒿乙醚提取物中性有效部位，对鼠疟抑制率达到了99%～100%。但临床前试验发现对实验动物有心脏毒，于是她与她的团队另外两人作试服探路实验并住院观察，结果并未见毒性。于1972年到海南昌江地区进行了临床观察，除两2例恶性疟无效外，其余均显示较好的治疗效果。11月，屠呦呦团队的钟裕蓉分离得抗药有效单体“结晶Ⅱ”（后称青蒿素Ⅱ），对鼠疟抑制率达100%，其后研究工作受阻，进展缓慢。屠呦呦因长期接触有机溶媒，肝脏受损，为了工作，把二个女儿，一个托人养育，一个送回老家请父母抚养，自己仍坚持奋战在科研第一线。
1973年，接力棒交给了云南药物所。该所罗泽渊于4月用乙醚从云南大学校园内的大头黄花蒿中，直接分离到对鼠疟有效的“黄蒿素”。10月完成了黄蒿素的药理毒理实验，但得量很少。于是，他们从四川酉阳购得500公斤无花的黄花蒿，经加工提取，得到了十倍于大头黄花蒿的“黄蒿素”的结晶。从而发现酉阳的青蒿资源，保证了后来各单位实验与临床的用药需要。1974年初，他们反复改进提取工艺，确定了适于工业生产的“溶剂汽油制备法”，通过多批中试完善了生产工艺。10月云南协作组将黄蒿素带到了耿马县医院，交由广州中医学院的李国桥小组临床验证，至次年1月共治14例恶性疟，首次提出了“黄蒿素”速效、近期高效、低毒的特点。但原虫复燃较快，建议尽快制成针剂，用于救治凶险性恶性疟，这样，接力棒又交到了李国桥手里。
2011年，屠呦呦得到美国拉斯克医学奖之前，拉斯克奖推荐人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找过李国桥，让他填写评审资料。资料最后一栏是“如果你获奖了，你认为还有谁应该得此奖？”李国桥填写了屠呦呦和罗泽渊。后来米勒对他说，“希望推荐屠呦呦和你两人得奖”。李国桥说：“如果两个人，应该是屠呦呦和罗泽渊，我充其量只能是青蒿素第三人。”
后来米勒公开讲：“青蒿素的发明是一个接力棒式的过程：屠呦呦第一个发现青蒿素提取物有效；罗泽渊第一个从菊科黄花蒿拿到了抗疟单体；李国桥第一个临床验证青蒿素有效”。你看，我国的李国桥等科学家是多么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逐名求利。这次屠呦呦得诺奖，李国桥表态：今天还应以“见先进就学，见落后就帮，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屠呦呦得奖表示“非常开心”。
屠呦呦获诺奖的感言是：“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成功的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你看，她发现青蒿素获得诺奖，不归功于自己，而归功于集体，归功于中医中药，是何等的淡定，何等地高风亮节，何等地无视名利。科学家这种高尚品德和献身精神确实值得发扬和传承。
2.2 发扬科学家集体主义的协作精神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强大的动员力与支撑力。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复方走向世界，成为WHO和无国界医生组织推荐的抗疟首选药物，无一不是集体协作的结果，当然并不埋没首创者个人的功绩。
“523”项目，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组了全国60多个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采取“接力棒”式的迅猛赛跑，使得青蒿素的研究“东方不亮西方亮”、“柳暗花明又一村”。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所研究受阻，云南药物所接棒，然后是广州李国桥承担起各单位新药的临床验证与评价的重任，山东、上海、军队有关单位都作出了相应贡献。因此，我们从发掘青蒿到青蒿素通过国家鉴定只用了6年时间；从青蒿素到衍生物系列，从青蒿素类药单药到复方，从青蒿素单药提取到规模生产、批量生产投入市场，只用了15年时间（1972～1987年）。当时，美军同样苦于疟疾，他们用20年时间，投入大量资金，筛选了214万个化学结构中含氮杂环的药物，竟然全部对有抗药性恶性疟无效。而青蒿素则是具有过氧基团的新型倍半萜内酯，治疗各型疟疾，都具速效低毒，不产生抗药性的特点，是一种结构完全不同的新型化合物，如此速度发现新型抗疟药，不靠全国的大协作，岂能完成。
青蒿素的研发是一个多学科、多专业参与的医药学系统工程，集我国有关单位科研、教学、生产，构建了一个“统一意志，统一目标，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系统工程管理模式，五百多科技人员不计名利，顽强拼搏，团结合作，及时沟通信息，互通有无的精神与“523”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精神，高效的指挥协调能力，都堪称典范。
2.3 发扬科学家真诚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国建立“523”项目伊始，就是以援越抗美，尽国际主义义务为宗旨，参与的科学家都是真诚的践行者，其中，李国桥教授最具代表性。
有两件事，对扩大抗疟事业为全人类服务有重大的影响。一件是1987年荣氏家族中信公司成立中信技术公司，从事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使我国科研机构得到资金支撑，并运用他们熟悉国际规则，介入后免于与跨国药企打交道受损。另一件是1987年底我们的抗疟药进入尼日利亚，与该国疾病控制专家共同验证蒿甲醚与氯喹疗效比较，结果优于氯喹。此事我驻尼大使王瑀山迅速把蒿甲醚的神奇效果反映给正在非洲访问的国家科委副主任郭树言和国家医药管理局顾德馨教授，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从而大大加强了非洲抗疟工作的力度。从亚非高疟国家抗疟发展过程就可知李国桥在全球抗疟事业上的重大贡献。1991年越南疟疾爆发流行并大量死亡。Keith Amold 向卫生部Cho Ray医院院长郑金影教授推荐，邀请李国桥研究小组帮助治疗重症疟疾，越国家卫生部接受了李国桥的建议，在全国使用桂林制药厂的青蒿琥酯，次年疟疾发生数显著下降。1992～1994年李国桥团队在越南建立了研究基地和按蚊感染实验方法，通过解剖数千只实验的按蚊，证实青蒿素对恶性疟原虫配子体有较好的抑杀作用，能迅速阻止其性成熟而不具感染性。此发现纠正了1978年以来，因用青蒿素类药物治疗，患者血中成熟原虫配子体不转阴，误为青蒿素类药物对配子体无用的结论。1994年李国桥、郭兴柏、符林春等，在英国《皇家热带医学与卫生学》杂志上，专门报导1984～1988年他们用青蒿素类单药，分别以3、5、7天的疗程，通过上千例的比较，得出可把28天治愈率提高至95%以上的结论，改变了对青蒿素复燃率的认识。WHO/TDR邀请李国桥作临时顾问参加1996年在马尼拉会议上报告这一结果。并把青蒿素类药物治恶性疟疾的7天疗程方案定为标准疗程。2000年初，WHO/TDR在泰国清迈举行抗药性恶性疟防治会议，邀请李国桥为临时顾问，请他作CV8（双氢青蒿素与磷酸哌喹、伯氨喹复方）研制情况专题报告。会后，应WHO/TDR的请求，在签订“保密条件”下，将资料交WHO/TDR进行评价。2000年4月“遏止疟疾行动”在尼日利亚召开非首脑会议，发表“阿比贾宣言”,提出到2010年降低疟疾死亡率50%的目标。李国桥与逯春明参加了这次会议。
进入21世纪，李国桥团队的抗疟研究与实地应用更为活跃。2001年WHO/TDR向李国桥提出改进配方的具体建议。Allan Schapira 博士和牛津大学Jeremy 博士到广州商谈他们的改进方案，具体配方竟与李国桥的配方不谋而合，完全一致，且已经拿出了新样品，于是，共同商定命名为Ateckin（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复方）。Schapira 博士高度重视和评价我国研发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鼓励生产单方药企转向提供ACT药物，称“治疗疟疾的最大希望来自中国”。
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上作《促进普遍发展 实现共同繁荣》的报告中提出，“中国今后3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国家的相关援助，为其提供包括防疟疾特效药在内的药物，帮助他们改善医疗设施，培训医疗人员”。使援非抗疟成为国家行为。
2006年李国桥团队的“抗药性恶性疟青蒿素复方的研究与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WHO《疟疾治疗指南》建议为保护青蒿素类药物，延缓抗药性产生，停用青蒿素单药治疗无并发疟恶性疟，必需用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ACT）。后来，李国桥团队总结了柬埔寨石居省快速控制疟疾实施的成果，形成了“快速灭源除疟”法。其后在“石居省快速控制疟疾试验国际讨论会上”，柬埔寨政府颁发“莫尼沙拉潘勋章”，表彰李国桥团队多年帮助防治疟疾，开展青蒿素复方“快速灭源除疟”试验成效显著，在培训基层抗疟人员，抗疟基层建设和药物损赠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胡锦涛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为非洲援助30所医院，提供30亿人民币帮助非洲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类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
2010年2月应科摩罗联盟卫生部长H.H.Inzoudine邀请，李国桥与他一同访问卡塔尔，寻求国际资金援助开展灭疟项目。我国驻科大使王乐乐与科国卫生部长签定援科抗疟药物交接证书，并由援科抗疟团队承担疟疾防治中心培训任务。
2007、2012、2013年先后在科摩罗国三岛启动了“快速灭源除疟”项目，通过全民服药，经过8年，至2014年，这个饱受疟疾折磨的有80万人口最贫穷的岛国，终于实现了疟疾死亡率由34%降至0，发病人数减少98%，发病率从2006年的142‰下降到2014年28‰，这是李国桥团队与科国防疟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解决药物ATQ（奥特快）的供应，广东省政府支持拨款购买了80万人份的ATQ药物。接着开始的“快速灭源除疟”任务，将在有1 600万人口的马拉维展开，估计需要10时间。
省思李国桥团队参与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的“快速灭源除疟”工作何以成功，应是源于他们在多年研究实践发现青蒿素类药物抗疟经验的基础上，着眼这一领域前沿发展进步，通过不断学习、研究、实践的结果，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反复循环，螺旋式上升，逐步达到抗疟科学的巅顶。
2014年WHO疾病报告说，在青蒿素抗疟药物的帮助下，2000～2014年全球疟疾发病率降低347‰，“这是世界疟疾防治史上最好的一段”。
李国桥具有前瞻性战略眼光，早在2004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就与新南方集团创立了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以青蒿资源开发、南药种植、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为主导，集药品生产-经营-研发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ATQ就是在这里生产。其青蒿原药材种植在广东丰顺建立的基地，达3 000亩之多，他们选育的“南丰1号”，单株最高青蒿素含量达247%，“南丰1号”混合选择品系黄花蒿亩产干叶达150 kg，现与广东、湖南、四川、重庆有关县合作，种植面积扩大达60 000余亩，使青蒿素类药物的制剂与发展更具后劲。
3 几点呼吁
3.1 留住根
青蒿素系列抗疟药只是一果，而祖国药学宝库则是诸果之根。它应当得到国家全面系统的保护，使它完整无损的保存下来，反对任何形式的贬损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使中医药学枝繁叶茂，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明创新的源泉。既不要废医存药，又不要废药存医。既要用传统方法研究，又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提高。当今，中国医药学不仅属于我国，已成为世界有识之士的开发领域。我们切不可怠于努力，致“墙里开花墙外红”。祖国医学宝库中存在很多有价值的苗头，如砷制剂之治疗白血病，薏苡仁、虎杖之抗癌，鸦胆子之抗原虫、抗病毒、抗癌等。既便是青蒿素，也不止一个抗疟功能，其治疗癌症，类风湿等功能也有人正在开发。
3.2 净环境
现在我国的科学殿堂已经出现学术腐败现象，有的移花接木，有的抄袭作假，有的贪污科研经费，甚至出现在顶尖科技人才层次的院士中，如果我们不致力于廓清学术界的污泥浊水和澄明科研环境，不仅会导致科学技术的倒退，而且还要影响我国综合国力的上升。科学家首先要靠自己的良知，自觉地自净，党和国家纪检部门已经在着意整治，给那些有志于科学的人们以展现才华的平台，促进多出人才、多出拔尖人才。
3.3 勇创新
创新是一项前人从未发现发明的工作，往往是艰巨而崎岖的，一时灵感而得的很少。所以科学家要有勇于攀登的精神，不要心存侥幸，要“胜不骄，败不馁”，勇往直前，切不可见异思迁。日积月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青蒿素”，而是更多。不要忘记21世纪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中国梦的世纪，也是中医药腾飞的世纪，让我们一起为实现万众创新而努力。在创新过程中注意保护好专利，不要重蹈覆辙，拱手把知识产权让那些跨国企业抢先注册拿走。
3.4 防复燃
疟疾是世界的三大传染病之一。由于交通频繁，我国去高疟区非洲的工作人员、旅游者、外交使者，每年都有输入性病例发生。我国高疟区也不是完全没有疟疾复燃的可能。但是现在的年轻医生多未见过疟疾，因而不识此病，不会诊治，医院药局也不备有抗疟药，各地医药公司也不供应抗疟药，因此突然发现恶性疟、脑型疟，不及救治导致死亡的案例就有发生。我们应当时刻警惕，有备无患，严防输入性疟疾的传入与疟疾的复燃。
本文在撰写中得到李国桥教授的及时赠书与刘淑婷硕士的全力协助，特致谢忱！
参考文献
［1］ 李国桥，李 英，李泽林，等．青蒿素抗疟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 张剑方．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6．
［3］ 靳士英．抗疟药青蒿素的研发与李国桥［M］//岭南医药启示录．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2：561-578．
［4］ 靳士英，靳 朴，刘淑婷．抗疟药青蒿素的研发与屠呦呦获拉斯克奖的启示［J］．现代医院，2012，12（3）：21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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